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5万余件文物，举世罕见。120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围绕其开展的研究，奠定了敦煌学的基础。

史学价值丰富

　　1900年6月22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表示，藏经洞出土文物内容极其丰富。从学科上来说，包括了宗教、哲学、历史、语言学、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天文学、医学、农学、数学等内容，具有百科全书的意味。从时代上看，包括了4—11世纪的文物。这些文物使人们对于中古时期的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以敦煌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一带文化史有了全新的认识。敦煌文物的发现，促成了以“敦煌学”为中心的史学、宗教学、古代文学、语言学（特别是古代中亚民族语言学）、艺术学、科技史等学科的极大发展。同时，敦煌文化研究的深入，不断地推动着现代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书法、音乐、舞蹈乃至服装设计等艺术创作领域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宝玉表示，敦煌文献数量庞大、形式多样、跨越时间长、使用语言多、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曾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这批文献的再现促使敦煌学诞生并蓬勃发展，为人类文明史研究提供了史料保障。

　　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看来，藏经洞的发现，将11世纪之初被敦煌人封存于藏经洞的汉、魏晋、北朝、隋、唐、五代、宋初的历史公之于世，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在正史之外中古时期敦煌地方历史最真实的记载。这些历史是正史典籍所未记载的官方和民间日常生活，是可信的历史一手资料。

　　谈到敦煌文献对中国古代医学方面的研究价值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表示，敦煌的医学文献有来自中原的，也有来自西域的胡语医学文献和藏文医学文献，对研究古代医学有重要价值。

研究工作持续深化

　　敦煌学研究的进展与新资料的刊布密切相关。杨宝玉介绍，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日等国学者相继奔赴巴黎、伦敦抄录和拍摄敦煌文书，刊发图录、录文等文献资料集，拓宽了敦煌学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法国收藏的敦煌文献先后被制成缩微胶卷，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藏品中的精华也整理出版了两本目录，学者们遂将零散的、个别的研究转为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综合研究，并对专题研究进行集中讨论，使敦煌学得以向纵深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敦煌学界、出版界与英、法、俄等敦煌文书主要收藏部门积极合作，开启了敦煌文书公布与重新刊布的热潮，陆续出版了一批全新图录，并引入了互联网技术，使各国学者通过图录、网站等方式查阅大部分敦煌文书。

　　数字技术极大地促进了敦煌学研究。沙武田表示，21世纪以来，随着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的展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学者可以使用世界各地敦煌文献的数字化资料，方便了学术研究工作。

　　敦煌文物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的重要载体，在艺术表现方面，既受源自印度、中亚甚至希腊等地艺术的影响，同时又以优秀的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以及传统绘画技法作为支撑。赵声良提出，敦煌艺术的发展反映了中国艺术在立足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外部艺术而发展壮大的历程。通过研究敦煌石窟美术史，希望进一步拓展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并从研究方法上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参考。

使文物真正活起来

　　谈到未来如何更好发挥藏经洞文物作用时，郑炳林认为，让文物活起来，就要加快敦煌遗书图片采集数字化建设工作，为敦煌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平台。建设敦煌流失海外出土文献数据库，打造世界级的敦煌西域与丝路文明研究信息中心。同时，加快敦煌文物刊布，让更多学者加入到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中来。

　　赵声良表示，敦煌研究院率先开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经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数字化技术，广泛运用于莫高窟及全国文博单位文物数字化工作，如重点项目“数字敦煌”即是集管理系统、存储体系和资源库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近期莫高窟暂停开放，但我们推出了网上“云游敦煌”的项目，受到用户欢迎。未来，我们将持续推进数字敦煌新项目，让敦煌艺术走向世界，更好地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

　　沙武田提出，在今天数字化时代，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敦煌藏经洞流散文物的数字化回归，让国内外的敦煌学爱好者、研究人员能够通过数字化方便地查阅、欣赏、研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其次，要不断完善存储、展示这些文物的平台，让敦煌文物回到敦煌。再次，要通过历史、考古、宗教、艺术、民族、语言、文字等科普类读物和文化创意产品，让民族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使文物真正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