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王之涣一首《凉州词》写出了玉门关的粗犷与雄浑，写尽了戍边将士的思乡情。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史称故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所说的玉门关为新玉门关，即东汉中期至唐代的玉门关。作为连接西域和中原的重要关隘、丝绸之路上的要道，玉门关自汉至唐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玉门关址几经变迁，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一百多年来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考察和探讨。

　 故玉门关址之争

　　敦煌以东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太初二年（前103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首次西伐大宛失利，“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贰师将军李广利被汉武帝派来的使者挡在玉门关，李广利无奈留在敦煌，不敢东向以入玉门关。由此可以推测，故玉门关应在敦煌以东。20世纪初，斯坦因发现大批敦煌汉简，交给沙畹整理和释读。据此，沙畹的《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序论》（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Edouard Charan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3）主张汉武帝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之东。王国维同意沙畹的观点，并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进一步指出，酒泉郡治下的玉门县即为太初以前的玉门关所在地（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版）。劳干《两关遗址考》（纪忠元、纪永远主编《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方诗铭《玉门关位置辨》（《西北通讯》1947年第1期）等认为，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是年以后才改置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一带。

　　敦煌西北小方盘城说。很多学者不赞同敦煌以东说。向达认为“汉代玉门关，自始置以至终汉之世俱在敦煌。唯至隋唐，则玉门关已徙至敦煌以东瓜州之晋昌县境”（《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载敦煌市博物馆编《敦煌汉代玉门关》，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陈梦家根据《汉书·西域传》述伐大宛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便道捕楼兰王”等史料，推论“此玉门关亦应在敦煌西北”，否则无以捕得生口，亦无以便道捕楼兰王（《玉门关与玉门县》，《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斯坦因《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夏鼐文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阎文儒《敦煌史地杂考》（《文物》1951年第5期）、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等，皆依据20世纪以来敦煌西北80公里许的小方盘城出土的“玉门都尉”等汉简，认为汉玉门关始终在敦煌西北，不存在迁移问题。

　　小方盘西侧说。李岩云、傅立诚《汉代玉门关址考》（《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据1998年10月在小方盘城汉代遗址南废墟文化层出土的汉简来看，小方盘城为西汉玉门都尉府，而非玉门关址，玉门关口应位于小方盘西侧150米处的南北长城线上，并与小方盘城西侧障墙连接，与小方盘城西侧的拱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因为古代设关必选在易阻隔人马车辆通行且地势险要之处，以稽查行旅；玉门关只有设在这里才符合古人建关的习惯和做法；此次出土汉简有“出入东西”的记录；根据《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龙勒县下注“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记载，《汉书》所载当指玉门都尉治所位于玉门关，与简文记录相吻合。作者反对“有人认为玉门关为千古名关，名声显赫，小方盘城所在位置规模很小，与闻名一世的雄关地位不相称”，强调“玉门关作为设在通西域咽喉要道上的重要关口，主要担负其稽查之责足矣”。

　　关于故玉门关址，笔者倾向于李岩云、傅立诚二位学者的结论，即小方盘西侧说。

　　新玉门关址之争

　　双塔堡说。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卷5“十一月初九日”中推测，唐玉门关在布隆吉堡西37公里，双塔堡东北，土胡卢河与疏勒河回河口西侧，而西南至双塔堡为唐至晋昌县故址。此说是19世纪末的研究成果，在后来影响很大，阎文儒肯定陶保廉双塔堡说“最为可靠”。李并成赞同双塔堡说。他在《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7期）一文中认为，唐玉门关应位于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向达、阎文儒等当年的推断是正确的。他在《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中提出，自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以后直到唐代末年，玉门关自小方盘城向东迁徙210公里许，迁至今甘肃安西县双塔堡附近。根据多年考察和研究，李并成的《新玉门关位置再考》（《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再次强调，新玉门关位于今瓜州县双塔堡一带是征而可信的。

　　马圈湾说。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敦煌市西北95公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进行发掘，共获得1221枚简牍。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据此汉简，及当地地形、驿道相关位置等考证，玉门关应位于临要燧东侧，玉门候官燧（马圈湾）西侧，似在小方盘城西11公里的马圈湾遗址西南0.6公里处。但关城遗址尚未找到，或已毁坏无存。根据马圈湾汉简资料和地形地势，吴礽骧《玉门关与玉门关候》（《文物》1981年第10 期）一文论述马圈湾北为长城，南为沼泽，当为西汉玉门关候的治所。而玉门关的设置应在长城内侧的交通大道上，坐东向西，即位于马圈湾遗址D21与邻要隧D20之间。

　　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反对双塔堡说。他认为双塔堡处既无古州县城址及瓦砾陶片散布，附近又没有汉唐州县城必有的同时代墓葬群；从唐代瓜伊驿道经行路线进行评量，玉门关亦不合置在双塔堡。1996年，李正宇在今安西县桥子乡西北15公里马圈村西发现了两座大小不同的古城遗址：小城筑在一古河道西岸；小城西南30米（合二十步）许有一大城；大城东北“二十步”的小城“正是唐玉门关城”，城内西南隅之子城，当为关官衙城；城东古河道，即玄奘所说“上置玉门关”的“瓠庐河”、岑参诗注中的“胡卢河”。通过考察，这条古河道得以复原，且与敦煌遗书P.2005《沙洲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所载之“苦水”相合。另外，他认为新玉门关“应置于东汉永平十七年”。

　　常乐古城说。王乃昂《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一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各类典籍和出土文献，并结合利用年代测定、考古发现和遥感影像资料，认为唐玉门关和墨离军驻地应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乐古城，即今瓜州县“六工古城”遗址。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西域出入口的重要关卡，是北魏时期新开伊吾道的起点。曹魏在这里立县并将其命之曰“宜禾”，北魏至隋唐又名“常乐”。“六工古城”遗址所存遗物时代与两晋南北朝之宜禾县城、晋昌城至隋唐常乐县城、玉门关年代吻合。“隋唐玉门关选址、布设于此，符合各种空间信息组合的地理学合理性。”

　　此外，王蕾《汉唐时期的玉门关与东迁》（《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一文否认玉门关东汉迁移说，认为玉门关自汉至唐在边防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汉至北魏时期的玉门关一直位于敦煌以西，并未迁移。王蕾亦反对敦煌以东说，提出其“总体上忽视或直接越过传统地理典籍、敦煌文书、出土汉简的记载”。她认为西汉及曹魏时期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通往西域的道路一直在使用，并不断拓展；北周时玉门关很可能迁至敦煌以东；隋代又在新玉门关设置关官，新玉门关是隋唐时期瓜、沙、伊州之间的重要关隘，而此时敦煌西面的故玉门关通道仍在使用，与新玉门关并存共用。

　　对于新玉门关址，笔者倾向于王乃昂的观点，认为唐玉门关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乐古城，即今瓜州县“六工古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