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敦煌研究者、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在历经洗礼与考验之后，敦煌华丽地蜕变成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世界影响力的华戎大都会。

　　在敦煌，汉唐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罗马文化、波斯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

　　首先对敦煌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汉唐文化。张骞开凿西域之后，敦煌和中原王朝的联系虽然几断几通，但却从未真正断绝过。中原文化、语言、技艺、艺术等在西域地区广为流行，从未间断。P.3451号《张淮深变文》曾说：“独有沙州（敦煌）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即使是在吐蕃统治敦煌60余年之后，敦煌的中原文化依然盛行。从统治者来看，他们推崇儒学，兼善文学，大力推广文化。公元385年，苻坚迁江汉百姓10000户及中原百姓7000余户到敦煌。江汉百姓和中原人士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还有各种技术与文化。后来，在敦煌定都建立西凉国的李暠，就曾在他的宫殿中绘圣帝明王忠臣孝子像以及孔子和72弟子画像。中原战火纷飞之时，他大兴儒学，设立学校，中原世家大族纷纷来归，也带来了中原悠久的文明。宋元嘉三年（426），沮渠蒙逊的儿子沮渠兴国，专门派遣使者到刘宋请《周易》和子、集诸书合475卷。元嘉十四年（437），沮渠牧犍向宋文帝请求抄写晋赵起居注和其他杂志数十种。隋朝统一南方之后，将南方贵族充徙河西，南方文化、习俗、典籍也随之在敦煌发展兴盛。

　　从学术名流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中原人士来到河西地区避祸，《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此郡（凉州）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索靖，字幼安，西晋敦煌人，著名的书法家。他博学经史，兼通内纬，青年时与同乡索永等人在太学读书，才艺过人，被称为“敦煌五龙”。他善草书，和书法家卫瓘齐名，因二人皆在尚书台供职，又被誉为“一台二妙”。除了书法作品，索靖还有《索子》、《晋诗》各20卷著述，现已亡佚。刘昞，字延明，著名的史学家、儒学家，与其父刘宝皆以儒学著称。他博通经史，才志不穷，著作有《略记》130篇、84卷，《凉书》10卷，《敦煌实录》20卷，《方言》2卷，《靖恭堂铭》1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和《黄石公三略》等。元嘉十四年（437），沮渠牧犍向宋文帝贡献的154卷20多种图书中，就有《凉书》和《敦煌实录》。阚骃，字元阳，十六国时期敦煌人，祖父阚倞、父亲阚玖皆是儒学名家。他博闻强识，聪慧过人。沮渠蒙逊十分看重他，派遣30多个文士帮助阚骃校注经籍，刊订诸子百家3000余卷。其中，他注疏的王朗《易传》成为范本之作。《十三州志》详细地记录了当时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时，大量引用了阚骃的《十三州志》。此外，敦煌还有一批著名学者，如晋朝敦煌人宋纤，他是一位隐居讲学的大德之人，仅受业弟子就有3000多人。

　　从敦煌遗书来看，儒家经典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一些重要的经典如《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论语》等都有保留，而且多为六朝和唐时的写本。P.2748号背面、P.3929号《沙州敦煌二十咏》道：“昔日兴圣帝，遗庙在敦煌。叱咤雄千古，英威静一方。牧童歌冢上，狐兔穴坟傍。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

　　除了儒学，道教也是敦煌汉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宗教遗书中，佛典数量居首，道教经典居次，总计约300多件，多为唐代写本。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老子、庄子、列子经典，如《老子道德经注》、《列子张湛注》、《庄子释文》等，另一类是宗教性质写本，如《瑞应图》、《化胡经》等。同时，魏晋时期敦煌还有一些崇尚道教的知名人物。S.1889号《敦煌氾氏家传》记载蜀郡太守之孙氾孚精通黄老之术，敦煌人索靖、单道开、索宜颇好黄老。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还有专门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不仅如此，由敦煌地区的汉唐时期的壁画、墓葬都可以看到中原传统文化对敦煌的影响。

　　外来文化中，印度文化以它独特的信仰观念和思想体系，对敦煌、中国乃至亚洲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逐鹿，战火四起，水深火热的世俗生活让流离失所的百姓们慢慢沉醉在救世的佛光之中。此时的敦煌，既是佛教东传的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文化重镇。《魏书?释老志》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敦煌城：“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这里，既有世居敦煌的敦煌菩萨竺法护，又有前往印度学习佛法的敦煌人宋云，还有往来各地的佛门弟子，如法显、鸠摩罗什等。前凉升平十年（366），乐僔和尚云游至敦煌，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造窟一龛，供养佛像，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从此诞生。

　　竺法护，原名昙摩罗刹，敦煌人，号称“敦煌菩萨”。他8岁出家，后随其师游遍西域各国，通晓16国语言文字。他搜集了大量的佛经著作，前后翻译出版佛经165部。他的弟子竺法乘，在敦煌讲经说法，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礼。此后，北魏东阳王元太荣、北周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刺史，提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兴建活动越发兴盛。北魏建明元年（530），元荣一次就写成300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普泰二年（532），又写成100部《无量寿经》；永熙二年（533），又写成百余部《涅槃经》、《法华经》等，其虔诚奉佛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北魏时期，敦煌人宋云崇慕佛法，西行求取佛经。他和另一位高僧惠生历时5年，踏遍西域各国。北魏正光三年（522），他们从天竺带回170部佛经，又称为“大乘妙典”。此后，由唐至清数百年间，佛教文化在敦煌处处可见，生生不息。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中，有数万卷的佛教经典。在当时，数万卷是什么样的规模呢？藏经洞约封藏于北宋初年。其时，国家图书馆藏书只有3万多卷。如果说敦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成就了它国际大都会的地位的话，那么佛教无疑为它戴上了“佛教圣地”的冠冕。

　　从敦煌发现的文献来看，敦煌宗教信仰复杂，除了儒家、道教、佛教之外，还有祆教、摩尼教、景教等。祆教，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和西亚最有影响的宗教。它是较早传入中国的宗教之一，《魏书》、《旧唐书》、《新唐书》等皆有记载。敦煌遗书S.367号《光启元年（886）十二月廿五日书写沙、伊等州地志》残卷表明唐代祆教寺庙的庙主还到过长安，为皇帝表演节目，预言国家大事，并被封为“游击将军”。《敦煌县志》也说敦煌附近有一座祆教寺院。例如，敦煌遗书S.2241号《公主君者者上北宅夫人状》中便有对祆教的记载。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创造，后传入河西地区，又传入回鹘。宝应元年（762），回鹘人将摩尼教定为国教。敦煌地区生活着很多回鹘民众，信仰摩尼教，敦煌遗书中还存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等摩尼教经典。景教，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之一，唐代初年由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等人经波斯传入中国。因唐人称罗马为大秦国，所以景教又被称为“大秦景教”，景教寺院称为“大秦寺”。贞观年间，唐太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推动了景教在中国的发展。敦煌遗书中还存有不少景教文献，如《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三威蒙度赞》等等。近年，莫高窟北区B105窟首次发现了一件铜十字架，是基督教文化重要的标志，它无疑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1—9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的铜十字架

　　有趣的是，这些宗教信仰在敦煌相遇、碰撞之后，产生了大融合。佛教中加入了儒家的忠孝观念，景教中融入了佛道二教的“善恶果报”和“无为无欲”思想，摩尼教则将摩尼、老君、释迦牟尼三圣奉为一体。如莫高窟第285窟，北魏时期的壁画上，既有西方的日月之神阿波罗、狄安娜，又有中国的日月之神伏羲、女娲，既有印度的力士药叉，又有中国的力士乌获。

　　“敦煌郡，四面六蕃围”，“六戎尽来做百姓”（P.2809号《望江南》），在这样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碰撞融会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还有各种文化艺术。从石窟艺术来说，北凉时期的佛窟，不仅能看到龟兹艺术的风格，还能看到印度、阿富汗、波斯以及希腊、犍陀罗艺术的成分。公元1028年到1038年，党项战胜回鹘，攻陷瓜、沙二州，统治河西。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被封存在莫高窟第17窟，大量的西夏佛教艺术被保存在莫高窟和榆林窟。

　　从石窟来说，鸣沙山东麓高约30米、南北长1600余米的断崖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735个洞窟，现存有壁画、雕塑者共492窟。这些洞窟最早建于公元366年，最晚建于公元14世纪。从石窟形制来说，敦煌石窟主要可分为中心塔柱窟、覆斗形窟、殿堂式窟、大像窟、涅槃窟、禅窟等。从石窟风格来说，有的石窟是单一文化体，有的石窟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石窟内的墓碑等文物为研究十六国至明清时代的文学、宗教、语言、政治、经济及中外交通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从彩塑来说，莫高窟今存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代等彩塑3000余身，其中圆雕2000余身，浮塑1000余身，保存至今仍然完好的原塑1400余身。从制作来说，主要分为圆塑、浮雕、影塑、悬塑等。从内容来说，主要分为佛、菩萨、弟子、天王、金刚、力士、飞天、高僧、地神等像。从形式来说，主要分为立像、坐像、卧像以及各种姿势和手印之像。从大小来说，有高达34.5米的弥勒造像，也有和真人等高的菩萨造像，既有丰满圆润之像，也有秀骨清像，形态各异，姿态万千，是中西雕塑艺术相互交流、融合汇通的缩影。

　　从壁画来说，敦煌壁画总计5万多平方米，涉及六朝至清代1500多年的生活面貌、宗教故事和历史风云，主要分为尊像画、经变画、佛教故事画、供养人画、图案画、山水画以及传统神话等。尊像画包括各种佛像、菩萨像、弟子像、天龙八部像、僧人像等。佛教故事画、佛传故事画以连环画的形式铺演佛经故事和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事迹，教化众生，生动形象。经变画，依据一部或者几部佛经绘制而成，宏伟瑰丽，主次分明，通俗易懂，堪称艺术珍品。飞天，是敦煌壁画的符号和标志。敦煌壁画中，几乎窟窟都可以看到婀娜多姿的飞天图。它们融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绘画技法，为中国绘画史增添了生命力。

　　从遗书来说，敦煌遗书包括公元5到11世纪之间的古代文献，涉及佛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总计约5万余号。其中，约90%为佛教典籍，约10%为其他典籍，有书写年代的卷子最早的为前秦甘露元年（359），最晚的为北宋咸平五年（1002）。它跨越时间久远，涵盖内容广泛，既有汉文文书、古藏文文书，还有其他多种西域文字，既有宗教和世俗的典籍，还有官私文书等，是20世纪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之一。

　　如果说，敦煌的自然地理条件成就了它军事重镇和经济要塞的地位，那么不绝如缕的商队、僧侣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文明则创造了一个辉煌盛大的文化圣地。在这个艺术之城里，文明与文明互相碰撞、融合，直到它们成为一体，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敦煌文化。